12月24日，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2022中国旅游研究院机构年会暨国家战略与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论坛”在线召开。戴斌院长发表题为《青年旅游学者的基层凝视与地方依恋》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在每年一度的中国旅游研究院机构年会期间，除了各分院和研究基地的闭门工作研讨，还要召开一个旅游学术共同体服务地方旅游发展的开放式主题论坛。这个做法已经坚持十多年了，对于理论联系实践的学风建设、问题导向的行动研究范式和旅游学者的代际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届论坛由武汉分院和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院具体承办，主题是“国家战略与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希望各分院、研究基地和旅游学术共同体，特别是广大青年学者关注更小空间尺度的旅游发展问题，在服务当地政府和业界的过程中，建构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旅游研究新格局。有些时间没有在公开的场合与青年学者互动了，请允许我掉掉书袋，借用凝视和依恋这两个学术期刊上的热词开个头，聊聊青年学者成长和旅游人才建设的话题吧。

一、谁的凝视，谁的依恋？

很多听上去很高深的学科都有自己的专业名词(Professional terms)及其构成的模型、公式和定理，在学术共同体的范围内，这些专业名词可以减少圏内人的交流成本并促进知识的累积和学术的演化。但是一旦出了圈，或者从其它学科转借而来，则很容易让人生出“每个字都认识，可是合在一起，却一句都看不懂”的沮丧感来。凝视（Gaze）就是这样的例子，普通人看到这两个字，首先会理解为长时间盯着某一个人、某一件物品或者某一个空间看。可是进入学术的语境后，仅仅是对语义的理解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比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拉康（Jacques Lacan）将凝视内化为主体存在论；比如福柯从精神病人、监狱、学校以及文学言辞领域，认为权力依赖于这些专门机构生产的高度对象化知识，并最终描述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压制与体制驯服的社会运作方式，而凝视仅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技术手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一个公开的专题演讲，而非面向博士生的学术报告，请允许我不再一一标注参考文献了。好在各位都是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做文献综述是基本功，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可以据此做文献溯源和进一步的考据工作。当然，你也可以从《肖申克的救赎》中寻找灵感：监狱里的高墙实在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1990 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将福柯的“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引入旅游研究，提出了“旅游凝视（tourist gaze）”，也有国内学者译为“游客凝视”。这一名词最初指向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化和系统化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经过长期的演化和积淀，2011年旅游凝视则被明确为“社会模式化的和通过社会学习到的观看之道”。国内学者的旅游凝视主要研究社区和游客关系，重点探讨舞台前后的游客与社区居民的情感变化。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最初由Williams 和Roggenbuck于1989年提出，主要是从全球化环境问题出发讨论人地关系，认为游客对旅游地的地方依附是由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所组成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国际学术界对地方依恋研究开始外溢到社会学、人类学、休闲学、旅游学等领域。从可以查到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地方依恋的早期研究可见于黄向等人于2006发表的论文，文中引入了相关理论并从游憩行为角度构建地方依恋的研究框架。

事实上，不仅凝视和依恋，那些从国外引进，或者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转借而来的专业名词、理论和模型还可以举出更多。由于我国的现代旅游业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入境旅游，教育和研究也是学习借鉴西方为主，加上过去二十年论文发表推动的C刊拜物教，我们依恋的是欧美学者为代表的西方旅游理论，凝视的是学者公开发表的文献。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凝视与依恋中，旅游研究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内卷化倾向，即研究是为了期刊发表，发表则是为了给同行引用以累积自己的学术声誉。这么表述并不意味着对四十多年旅游教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否定，而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对历史和当下的自省，并期以更好的未来。

二、凝视谁，又依恋谁？

从1999年国庆“黄金周”开始，国民休闲和旅游消费开始成为旅游经济运行最为坚实的市场基础，大众旅游进入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旅游开始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游客开始进入目的地居民日常生活空间。2019年的国内旅游市场超过60亿人次，入出境旅游市场分别为1.45亿人次和1.55亿人次。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旅游业经历最严峻的挑战。可是我们想过没有，如果还是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只有入境旅游而没有国内旅游，还可能有今天的产业规模吗？经此一疫，还会有几家旅行社、星级酒店和主题公园可以存在？大概率是全部而长期的退出市场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旅游学者要依恋的只能是，也必须是这块土地上的父老兄弟；要凝视的只能是，也必须是国民大众的旅游活动和他们日渐实现的休闲权利。

哪怕是在疫情期间，旅游消费升级和旅游市场下沉的趋势都从来没有停止，并成为大众旅游转向小康旅游的时代特征。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都市旅游者可以住数千元一晚的度假酒店或者特色民宿，吃米其林和黑珍珠餐厅，可以把海南国际旅游岛变成东北养老度假地。我们也看到99元客单价的“城市微旅游、建筑可阅读”产品，背着矿泉水爬长城的观光客，明知零负团费有陷阱还是要与旅行社斗智斗勇的大爷大妈，还有蚌埠市禾泉山庄“好大一个园子”那名乡下进城的孩子，连续坐了20次小火车还不愿意下来。广大城乡居民的旅游活动正在加速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场景，成为美好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升级是未来的方向，市场下沉更是我们需要关注，也是我们有能力观察和研究的现在，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旅游学者要依恋的只能是，也必须是下沉的旅游市场，特别是县域和村镇旅游市场；凝视的只能是，也必须是国民大众普及性和基础性的旅游消费。

数十亿的游客在本地、跨省和出境旅游中，要乘坐交通工具，要吃饭、要住宿、要购物、要休闲娱乐，都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旅游企业和成千上万的员工提供专业服务。虽说96%的游客并不是旅行社组织和接待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不需要订机票、订火车票、订酒店的，就是自驾车出行也是需要地图商、移动通讯、加油站、保险和救援服务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旅行方式的演化，更多的旅游需求会被创造出来，更多的旅游供给和新业态也会被创造出来，并倒逼我们对旅游业有了全新的认识。不由感叹，原来这些也是旅游业的内容，旅游业的业态啊！如果旅游研究者和学习者不为他们服务，不在雨天为他们送伞，天晴了他们还会同行吗？一旦没有了业界的同行者，我们就只能坐在图书馆和书斋里研究文献，或者是做些行为实验，以便积累些数据发论文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旅游学者要依恋的只能是，也必须是广大旅游从业者，特别是导游、服务员、保洁员等一线员工；要凝视的只能是，也必须是旅游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

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复杂的环境，要想保持旅游经济平稳有序地运行，就必须要有政府的产权保护、发展规划、市场推广、招商引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我们所说的政府是广义的政府，包括党的领导，还有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如文化和旅游厅（局、委）等，也包括中央、省、市、县、乡等各级政府。政府行为包括国家层面的立法、规划等产业政策，更包括基层的统计、迎检、开会议、做报告、给领导写讲话稿，还有贯标、招商、疫情防控、乡村振兴、司法和人民调解等非常琐碎的工作。我去年在东北财经大学招收的博士生柴焰同学就是做过两年村支书的，也是能真正踩到河床和泥土的，才会真正知晓其中的艰辛与不易。没有这些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和地方的努力，国家战略就容易落空。对地方旅游发展和基层工作没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之同情，写出来的文章是不可能有实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旅游学者要依恋的只能是，也必须是旅游客源地、旅游中转地和旅游目的地各级政府，特别是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要凝视的只能是，也必须是旅游管理队伍，特别是那些最基层的旅游工作者。

三、如何凝视，又怎样依恋？

希望广大青年旅游学者对生活要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以日常的而非外在的视角融入本地日常空间。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以来，“诗与远方在一起了”成为人们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最美好的想像。可是我们想过没有，身边的美丽风景和日常的美好生活都还没有体验，就算是去了远方又如何？不妨走出书斋，走出校园，以市民的身份，以游客的视角，用脚步丈量所在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寸土地，用心去阅读这块土地的历史与人文，与遇见的每一个人问好。没有这种感性的积淀，只靠理性，是无法对这块土地长久凝视的，也是无法建立对地方真正的依恋的。上午发言的边境旅游研究基地的王桀博士沿着边境考察行走了2万多公里，再说我国有14个国家接壤，34个民族跨境而居，就会比只在图书馆查文献和数据在课堂上作报告要有底气得多，也更容易出有份量的成果，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希望广大青年旅游学者对人民要有发自内心的信仰，在服务与同行中与创业创新者、与一线员工建立血肉联系，像熟悉自己掌心的纹路那样熟悉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的过程中，要学会并善于和企业家、艺术家、经理人、一线从业人员交朋友，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理论工作者和专业研究人员过于看重调查研究成果能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是否得到了高级领导的批示，而不是为了帮助企业家、艺术家和社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结果就是身子下去了，但是心没有和人民在一起，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像到基层采风的文艺工作者，只是为了从源头取些活水来，最终还是为了浇灌自己的舞台艺术之花，至于人民的文化生活和艺术需求，倒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这样的成果和作品，就是通过评审了，发表了，演出了，又能对地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现在的学术研究太精致了，精致到小圏子的把玩，成为一种内卷化的生活方式了。如果讴歌的对象被遮蔽了，留在舞台上的只有讴歌者独自享受观众的掌声，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旅游研究吗？我们需要更多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杜润生这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乌兰牧骑这样的艺术团体。只要科学理论掌握了群众，切实推动了国家战略的落地和区域旅游的发展，我们的目标就实现了。至于个人能否因此获得什么功名利禄，我看倒是不必在意的事情。再说了，就是你在意了，就一定能实现吗？我看多数情况下实现不了，倒徒增挥之不去的烦恼。

希望广大青年旅游学者对历史要有高度自觉性，努力以知识之光照亮旅游业前行的方向，以逻辑之力建构旅游理论体系。时代是出题人，我们是答卷者，历史是评卷者。无论凝视多久，依恋多深，都不能忘记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武汉分院副院长谢双玉教授的专题报告《脱贫攻坚与旅游扶贫——湖北恩施的实践》提出旅游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村民获得感的话题，并得出了有理有据的个案观点，我看就很好！我们要凝视基层，依恋地方，也要努力把看见的、听见的、触摸到的地方旅游故事说出去，更要全力建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旅游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此，方能不负时代不负旅，在建功立业中促进青年旅游人才的可持续成长。